1971年10月25日 第26届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恢复中国合法席位 四位亲历者讲述
　　重返联合国 新中国代表团带去“闪闪的红星”

　　1971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大以压倒多数通过第2758号决议，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权利。这是新中国外交的重大胜利，也是联合国历史的里程碑，对中国、对世界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0周年。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曾说，有了中国的支持，联合国才能够更好地履行职责。50年来，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重要贡献。与此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的中国面孔活跃在联合国舞台，他们见证着中国与联合国携手前行。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他们分享了这样的往事——

　　重返联合国·亲历

　　在联合国门前高喊“恢复中国合法席位”

　　花俊雄，1973年至2001年在联合国工作，曾于1971年在纽约参与游行示威支持“恢复中国合法席位”，并登上《纽约时报》头版。

　　“为略尽绵薄之力感到荣幸”

　　1971年9月22日，《纽约时报》头版刊登了一幅在联合国附近街道游行示威的照片，照片中的人高举毛主席像、手牵大幅五星红旗。游行示威发生在1971年9月21日，当天正是第26届联合国大会开幕，中国代表权问题是大会的主要议题。曾长期担任美国纽约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的花俊雄就是参与人之一。当时，他作为总指挥带头喊着“恢复中国合法席位”等口号。

　　花俊雄告诉北京青年报记者，1970年8月12日，美国政府宣布要将我国钓鱼岛与冲绳一并归还日本，当时在联合国占据中国席位的台湾当局对此事态度暧昧，这引起了海内外华人华侨的愤慨，并采取了一系列的抗争活动，在联合国门前示威是其中之一。他回忆说，1971年9月21日联合国的门前示威有700多人参加，大家一路高喊“恢复中国合法席位”等口号。

　　1971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多数通过“第2758号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当时电视新闻都有在报道，我那会儿在匹兹堡，听说这个决议通过了，欢天喜地地去买披萨、买啤酒庆祝。”在接受采访时，已经80岁高龄的花俊雄在向北青报记者谈起示威和听到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时提高了声调，中气十足，并表示为自己能够略尽绵薄之力而感到荣幸。

　　“中国在联合国的地位无可取代”

　　花俊雄记得，虽然中文与英、法、俄、西、阿等其他联合国官方语言是平等的，但在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之前，当时的“代表”并不讲中文，反而以讲英语为荣，所以早年间联合国的中文翻译处一直是“冻结”状态。

　　这种状态在新中国重返联合国之后开始有了改变。当时中国代表出席联合国的各种会议都用中文发言，并仔细阅读译成中文的各种文件，各种决议草案也都必须译成中文后才能付诸表决。据媒体报道，从1972年开始，到上世纪70年代结束，联合国纽约总部等地通过公开考试吸收了大批海外华人成为中文翻译，这成为联合国文官任用历史上空前绝后的特例。

　　花俊雄就是在此过程中进入了联合国。他于1973年年底入职，从此在联合国中文翻译处担任笔译，直到2001年退休。在中文处任职28年期间，花俊雄出差足迹遍及欧、亚、非、拉各国，所见所闻和所受到的尊重更让他深感身为中国人的骄傲和光荣，“中国在联合国的地位是无可取代的。”

　　《闪闪的红星》在联合国大礼堂放映

　　刘实，1967年进入联合国工作，是联合国中国书会创始人兼首任会长，曾亲历第26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第2758号决议现场。

　　“决议通过时，坦桑尼亚代表跳起舞来”

　　今年90岁高龄的刘实在进入联合国工作之前曾从事新闻工作。1967年，他通过考试进入联合国中文处的缮校室工作，1968年又通过考试成为了联合国的翻译。第26届联合国大会通过2758号决议时，他就在会场二楼，亲眼看到坦桑尼亚代表与其他几位非洲代表在席位之间的走廊上跳起舞来，看到蒋介石集团的“代表”走出会场，走入外面的蒙蒙细雨中。

　　1972年11月15日，以乔冠华为团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正式出席联大会议。在联合国网站有关“联合国与中文”的介绍中提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席位恢复之初，联合国纽约总部秘书处有108名中国人，其中翻译人员57名、业务人员51名，不少老员工都在担心会被辞退。刘实记得，乔冠华当时在大礼堂公开喊话，说了好几遍“请大家安心工作”。

　　在新中国恢复合法席位之后，1973年12月，联合国大会第28届会议通过了第3189号决议——“考虑到五种正式语文中四种均已列为大会和安全理事会的工作语文，并确认为了提高联合国的工作效能，中文也应具有与其他四种语文同等的地位，决定将中文列为大会工作语文并依此修正大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联大同时表示“宜将中文列为安理会的工作语文”。

　　“中文成了工作语文，在质和量的要求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代表主持安理会会议时，中文处要负责即席翻译主席的会场发言。《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起草委员会也要求中文处派人参加初稿翻译，我本人就在该起草委员会工作了12年。”刘实说。而翻译要用简体字，要用白话文，不再文、白参半，他曾利用回国之便在北京的新华书店买了120本辞典，回到联合国后便分发一空。

　　《闪闪的红星》放映 礼堂坐满华人职员

　　联合国中国书会是纽约联合国总部的员工组织，成立于1972年，隶属于联合国工作人员文娱理事会，现有100多名会员，绝大多数是纽约联合国秘书处及联合国系统各组织的中国员工。刘实是中国书会的创始人兼首任会长。

　　对于创建中国书会的过程，刘实回忆说，当时刚到纽约的中国代表团提供了一部电影，希望能在联合国礼堂放映。

　　中文处的一位工作人员向联合国文娱理事会提出了申请，但答复说任何个人不能申请使用联合国礼堂，只有在文娱理事会登记立案的社团才有此资格。刘实去文娱理事会一问才知道，所有的语文都建立了书会，只有中文没有书会，他立即联系了中文处的几位同事，大家一致同意申请成立书会，作为联合国内华人交流的团体，最开始定名为“中文书会”，随后便以联合国中文书会筹备委员的名义申请放映了代表团推荐的电影——《闪闪的红星》。“放映那天，大礼堂坐满了联合国的华人职员。”刘实回忆说。

　　重返联合国·参与

　　“中国声音越来越有分量”

　　晓华(化名)，联合国资深翻译，1983年夏天从北京外国语学院(1994年更名为北京外国语大学)译员培训班毕业，1984年1月正式入职联合国直至2018年退休。

　　联合国秘书长卸任前 向中文口译员道别

　　1973年12月中文列为安理会的工作语文之后，联合国秘书处为满足联合国对中文口、笔译人员的需要作了许多工作，并向中国提出了开设语言训练班的建议。经过几年的准备，1979年9月10日，第一期联合国译员训练班在北京外国语学院举行开学典礼。从1979年至1994年，译员训练班为联合国和各种组织培养了288名口译、笔译人员。

　　晓华就是其中之一。她于1983年夏天从译训班毕业，1984年1月正式入职联合国直至2018年退休。

　　2016年12月28日，即将卸任的联合国第八任秘书长潘基文来到口译员工作的地方，向中文口译员道别。晓华当时就在现场。

　　在联合国做了34年口译，晓华对于中国代表在联合国各种会议参与程度的变化深有体会。她回忆说，上世纪80年代刚去联合国工作的时候，中国代表参加会议发言不踊跃，主要限于阐述政策立场。但现在，联合国所有会议几乎没有中国不参加的，中国代表在各种会议上都十分活跃，踊跃发言，有些技术性、专业性很强的会议，国内还会派相应专家出席。

　　现在已经有外国人申请做中文翻译

　　在晓华看来，这样的变化来自于中国正越来越积极地参与到联合国事务中。

　　刚刚恢复合法席位的时候，中国没有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现在是联合国安理会五常国家中派出维和人员最多的国家；刚刚恢复合法席位时，中国向联合国缴纳的会费仅占联合国预算的1%左右，现在已成为第二大缴费国。“很多事务都与我们利益相关，如维和官兵的安全、任务如何达成等，所以相关会议上咱们的参与度就比较高，代表也很活跃。同样，讨论财务、预算的相关会议，我们也非常积极地参与。”她说。

　　另一件让晓华印象深刻的事情是在2019年第74届联合国大会期间，代表们讨论人权问题。当时她刚刚退休不久，又回去帮忙，承担部分联大会议的口译工作。

　　“人权问题包括很多方面，除了大家熟悉的维护妇女、青年人、老年人、残疾人等群体的权利，还有维护土著人的语言、维护白化病人的权利等。这些话题，我们没有一次不发言。在人权方面，不管是什么样的问题，我们都有话说，这也是体现了我们对人权的重视。”

　　与此同时，中国声音在联合国也越来越有分量。

　　从1946年至今，联合国的中文翻译无论是老一辈的留学生、译训班的毕业生，还是进入新世纪之后通过语言竞争考试录用的都是中国人。不过，在退休之前，晓华已经收到了外国人向口译处投来的简历，她也很期待这支队伍能够越来越国际化。

　　越来越多中国员工参与到决策管理中

　　刘大耕，1998年进入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驻华代表处任职至今，2018年4月任世界粮食计划署驻东帝汶代表。

　　早期粮食署内中国人曾屈指可数

　　刘大耕已经是联合国系统的一名“老员工”。他1986年考入南京农业大学农业经济管理专业，毕业后进入原农业部国际合作司工作，1998年到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驻华代表处任职。2005年1月，他加入粮食计划署缅甸办公室，在金三角地区开展鸦片替代种植发展援助，正式成为联合国国际公务员。

　　早年间，像刘大耕这样的中国面孔在世界粮食计划署并不多见。他回忆说，刚到缅甸时，同事们几乎没有见过中国籍员工。2009年他去粮食计划署阿富汗贾拉拉巴德工作三个月，当地人也没有见过中国人在联合国工作，还问他是韩国人还是日本人。

　　“早期中国员工屈指可数，而且都是以前共事过、都认识的。现在我们系统内中国面孔，尤其是年轻面孔越来越多，除了正式员工，志愿者短期顾问越来越多。我们建了一个微信群，隔几天就冒一个新面孔。”刘大耕告诉北青报记者，以前联合国系统工作的中国员工大都从事行政事务，侧重于中文翻译方面。最近几年参与的领域越来越广，如发展领域、维和行动、紧急人道主义援助等方面都成为了“行家里手”，中国员工在联合国系统中担任中高层职位比例也在逐步上升，更多参与决策管理。

　　“既为联合国争光，也为中国人争光”

　　2018年4月，刘大耕被派驻到东帝汶，任世界粮食计划署驻东帝汶代表。

　　刘大耕一直利用各个场合积极发声，提醒东帝汶重视国内粮食生产，用自己过往经验为东帝汶疫后的经济复兴出了不少主意，还成为中国为东帝汶提供紧急人道援助的“桥梁”，“我坚信，做好手中这份工作，既为联合国争光，也为中国人争光。”

　　今年6月，中国政府向东帝汶捐赠的10万剂疫苗就是通过世界粮食计划署全球物流网络包机承运。今年10月，中国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和世界粮食计划署签署合作协议，中国政府将使用南南合作援助基金与世界粮食计划署合作，支持粮食计划署向东帝汶受新冠肺炎疫情和洪水影响的营养不良孕妇和哺乳期妇女提供营养谷物粉，在东帝汶所有13个省区发放。在刘大耕看来，这不仅是为东帝汶民众雪中送炭的义举，更是中国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做出的不懈努力。

　　内存

　　五星红旗第一次在联合国升起是哪一天？

　　1971年11月1日，五星红旗第一次在联合国升起。为什么升旗时间距离中国恢复合法席位(1971年10月25日)过去了一周，但距离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出现在联合国大会现场(1971年11月15日)还有两周？熊向晖在《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一书中回忆，五星红旗原应在当年10月26日升起，延迟是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英文简称未定。

　　联合国会员国一般不采用本国英文名字的全称，通常采用简称。中华人民共和国英文名字的全称是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简称可有两种选择，一是People's Republic(人民共和国)，一是China(中国)。熊向晖在书中回忆，如果采用People's Republic(人民共和国)，中国则将轮值11月份安全理事会主席，但当时我们对情况不熟，难以胜任。如果简称China，则与蒋介石集团代表非法占据联合国席位时的简称相同。

　　时任外交部代理部长姬鹏飞在请示周恩来总理后，于当年10月31日电复时任联合国秘书长吴丹，确认我国在联合国的英文简称为China。但10月31日是星期日，照例联合国在每星期一到星期六按时升降所有联合国会员国的国旗，吴丹决定从当年11月1日起升降五星红旗。

　　本版文/本报记者 董鑫 【编辑:陈文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