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帝王跟正常人一样，并非生下来就具有治国理政的才能，必须通过后天学习与实践获得知识与经验。

为此，皇室十分重视对皇子、特别是太子的教育与培养。

即便太子（或其他皇子）做了皇帝，也需要继续学习，继续接受教育和帮助，以丰富或提高自己的道德政治素养、思想文化品位、军事斗争才干以及治民驭臣的权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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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深入到具体而繁琐的礼仪涵养，包括政务程序、朝会仪节、文书程式等等的修为。

为此，皇帝在身边聚集了一些德高望重、具有丰富知识及实践经验的训导人员，以便随时问事咨询，解疑释惑，并接受教导（或辅导、开导）及告诫。

这样的职能，部分类似于今天的政府参事，但地位更高，权力更大，责任更重。

先秦君王身边常见的训导人员是三公、三孤。

三公指太师、太傅、太保（一说指司徒、司马、司空），是针对君王而设，为君王的老师。

三孤亦称“三少”，即少师、少傅、少保，针对太子而设，是太子及其他王子的老师。

《北堂书钞》卷五十引许慎《五经异义》：“天子立三公曰太师、太傅、太保……又立三少以为之副，曰少师、少傅、少保，是为三孤。”

宋元之际的马端临在《文献通考·职官考二》里释“孤”说：“孤，特也，言卑于公，尊于卿。“

三公三孤统称“公孤”，或称“师保”。

按马端临《文献通考·职官考二》里的说法，所谓师，指天子所师法，傅为傅相天下，保即保安天子于德义者。

三公之责，在于“佐王论道，以经纬国事，和理阴阳”。东汉班固在《汉书·百官公卿表上》里也指出：三公“盖参天子，坐而议政，无不总统。”

传说远古虞舜时代就设有师保。《礼记·文王世子》说：“虞、夏、商、周有师保。”

这情况，一直延续到春秋、战国时期的各诸侯国。《易·系辞下》云：“无有师保，如临父母。”这里把师保等同于父母，其教诲亦视同父母之教。

上古文献往往将君王的老师与太子的老师混为一谈，即有时师保专指君王之师，有时则指太子之师，有时又两者之师兼顾。

我们或可这样理解：因为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所以当太子当上君王后，他昔日的老师，即师保也跟着成了皇帝的老师。

需要说明的是，先秦时期的师保，也就是三公三孤，既是君王的老师，又是他的顾问或高级参谋，还往往进入治国理政的角色，甚至成为执政。

《文献通考·职官二》引朱熹语指出：“惟天子方有三公、三孤、六卿。……公、孤以师道辅君，是为加官。周公以太师兼冢宰、召公以太保兼宗伯，是以加官兼相职也。”

先秦君王的师保，因为是君王的训导之师，理所当然地被君王委以辅弼重任，成为握有实权的重臣乃至宰相，如朱熹所举周初的周公、召公。

或者倒过来：重臣因为辅弼君王有力，而成为后者的先生。

商汤（成汤）时代（商早期）的伊尹、仲虺，武丁（？——公元前1192）时期（商后期）的傅说可谓当时的名相，又分别是商汤和武丁的导师和高参。

商汤时代的伊尹最为厉害，他连汤王算起，辅佐过四代君王（即成汤、卜丙、仲壬、太甲）。

他辅佐太甲时，由于后者不遵汤法，不理国政，被他放逐于桐宫（在今河南偃师）逼其悔过，自己则代为施政。

三年后，伊尹见太甲能痛改前非，才将他迎回京城，还政于他。

太甲见到伊尹这位贤相兼导师、高参后，痛哭流涕，行跪拜礼。

《尚书·商书·太甲中》记录了他对伊尹所讲的、后来被广为征引的一段话：

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逭。既往背师保之训，弗克于厥初；尚赖匡救之德，图惟厥终。

太甲的检讨大意是说，上天带来的灾祸还可以避开，自己造成的灾祸，却难以逃脱。以往违背师保您的教诲，一开始就没管住好自己，还希望凭借您匡救的恩德，给我一个好的结果。

在这里，太甲终于认识到他的师保、伊尹训导、惩戒自己的良苦用心，发誓今后永远听师保的话，做一个好君王。

听从师保的训导，按照师保指引的去做，大致是虞舜以来历代君王相沿以袭的好传统，不能轻易更改。

但凡更改或违背，便会犯错误，没有好下场。

夏代太康失国、夏桀败走鸣条而亡国，商代武乙田猎河渭被雷劈死，纣王（帝辛）牧野兵败自杀，走的都是这条不归路。

特别是纣王后期“淫乱不止”，他的师保们“数谏不听”，气得一个个弃他而去，“持其祭器奔周”。

剩下继续苦谏的箕子（太师）与比干（少师），一个被纣王囚禁起来，不准发声，另一个则被掏了心，永远闭上了嘴。

唐人司马贞读到这段历史时叹道：“帝辛淫乱，拒谏贼贤。”“贼”是虐害、杀害的意思。“贤”，这里不仅指贤人、贤臣，更重要的是贤师。

虐杀贤师，天理不容，所以纣王最终亦不可活，“赴火而死”。

《尚书·仲虺之诰》说，商朝开国之初，汤王的导师仲虺对汤王提出的第一条要求乃是“佑贤辅德，显忠遂良”，就是说要尊师尚贤，重用忠良。他还借他人的话告诫汤王：

予闻曰：“能自得师者王，谓人莫己若者亡。好问则裕，自用则小。”

这段话大意讲，我听说：“能够自己找到老师的人，就会成为君王，认为别人都不如自己的人，就是自取灭亡。谦虚好问，得到的就多；刚愎自用，得到的则少。”

与此相应，成汤立国之初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广发布告寻求一位或数位好老师来辅佐自己，成汤将他们称为“元圣”。成汤这是吸取了夏桀腐败祸国的教训。

《史记·殷本纪》说，成汤很有运气，找到了伊尹，还有仲虺为师，委以他们重任，在他们的帮助下，终于灭了夏，得以“践天子位，平定海内”。

先秦师保对君王明显具有监督、督问性质，这就是说师保不仅是君王的老师、顾问或高参，还是监护人。

如前举商代伊尹对商王太甲，周代周公对成王，召公对康王。这对君王实在不太好受，故而多有抵触，甚至反抗。

《竹书纪年》卷上记载了太甲与伊尹关系的另一个版本：太甲被伊尹长期放逐（不止三年），七年后，太甲潜回京城，将伊尹杀死，强行夺回了政权。

这个对具有监护人意义的师保进行叛逆的传说，说明号称天子的人君在本质上是不会容忍被人凌驾的。

《易辞·系辞下》里将师保视作父母的话，乃是一种理想境界，其间隐藏着多少类似太甲弑师的故事，不得而知。

入秦以后，具有监护君王意义的师保制度便逐渐淡化于历史深处。

秦始皇嬴政本人曾长期纠结于相国兼“仲父”的吕不韦的监护，故对一切监护及监护人深恶痛绝。

据《史记·吕不韦列传》，嬴政在公元前235年，便剥夺了吕不韦的一切职务，将其放逐到边远的蜀郡，使之“恐诛，乃饮酖而死”。

秦始皇在摆脱了吕不韦的监护后，又在此前基础上大量设置博士，以代替师保的部分功能。

毕竟，皇帝不是万能的，并非无事不晓。但博士只类似于今天的参事，只备皇帝咨询、问事，最多起个高参作用，主意还是由皇帝来拿。

入汉后，所谓三公，完全成了宰相，失去了君王导师、高参兼监护人的职能。

到了三国两晋及南朝、北魏、北齐的三公，则多为大臣的加官、赠官，或备皇帝顾问。

两宋时的三公曾一度复为真宰相，但终还为加官。

元、明、清三代，三公仅为勋戚大臣加官、赠官的最高荣衔，连顾问也不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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